孔子弟子不免事季氏，舍此则无以自活。

也就是说，中庸=执中，≠执一，尽管宗教中无中庸，但中庸的基础和最终目标必须建立在一更高级或更普遍的原则之上，这就是神。那么如何实践道德？吴宓提出了三条：克己复礼，行忠恕、守中庸。

可见，在新文化运动还没有全面展开时，新文化派和学衡派的先驱人物还是有共同语言的，但已见分裂的端倪。[18]可见，他所理解的孔教也是孔子之教棗教育、教化，而不是宗教。[17]（P62）他是站在学术立场，要先对中国孔子及后儒学说善读善解，即研读理解，尤需善行，即在正确理解孔子学术精义的基础上以孔子仁智勇来行（实践），以挽救中国文化之危亡，使中华民族至少在精神文明上能有所自立。其强悍者，蓄积怨尤，则公为暴行，而生破坏改革之举。[13]后来 ，这一设想在他执教清华大学，讲授《文学与人生》时有更详尽的发挥，并制成图表来阐明四者的联系。

他认为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主要在于其好学。正是以上四方面成为吴宓构建中国文化的基本内容，其中基本思路仍然是兼容宗教与人文道德，使二者互相配合，治世救人。在东南大学时他还翻译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以诗为主），除英诗，还有古罗马诗人、意大利、古埃及、印度吠陀、波斯诗人鄂马亚谟、哈非思等许多诗作，范围相当广泛。

[12]胡适《东西文化之比较》，见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204－20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版。正是以上的相似之点，就使他们能够在同一框架、同一层面上运思、争论和提出他们西化或文化保守主义的文化主张。批评新文化者在学习、引进西洋文化时其取材，则唯选西洋晚近一家之思想，一派之文章。他主张对西洋文化与文学不能囿于一国一时，而应遍读古今作品，加以比较，穷其相互之影响，只有审慎全面地选择，才能保存国粹，而又昌明欧化，夫西洋文化，譬犹宝山，珠玉璀灿，恣我取拾，贵在审查之能精与选择之得当而已，而选择的标准应取少数贤哲，而不要依附于众人之好尚。

与中西文化之差异的比较相关联的是如何看待新旧文化的关系问题，在西化派看来，新就是西方文化，旧就是中国固有文化。以上乃宗教道德之根本内律也，一定而不变，……然风俗、制度、仪节，则宗教道德之枝叶之外形也，故各教不同，各国不同，各时不同，尽可随时制宜，酌量改革，……[9]正是这一思想决定了他的中西文化观，他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必须维护，尤其是以孔子学说为根柢的儒家伦理道德是不可改变的本体，它超越一切时代。

这个道理叫做‘有限的可能说。[17] 只有肯这样认错，才会下决心去学习西方。吴宓与胡适不同，他基于上面所说的常变观，对胡适他们的新文化运动有过多的批评，主要观点是认为新文化运动者反对中国旧传统，但他们在攻击固有文化时，却将其中所含之普遍性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徒然损害了人类的基本美德和高贵情操。在这三种思潮中，马克思主义导向了现实的政治，适应了中国的历史和人民，最后取得了统治地位，而西化思潮和文化保守主义仅作为一种思想意识随着中国历史的发展时起时伏、时隐时现的进行变化。

……这就是东西文化不同之处。他举例说现在的欧洲民族，在历史上也曾有过一千年的黑暗时代，也曾十分迷信宗教，极力压抑科学，也曾为卫道的热心烧死了不少独立思想的人。宏观地看，他们在那个特定的时代，貌似对立的观点实质上都可以构成互补。总之，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和具体实践，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重构，并奠定了现代学术的基础。

他指出：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另一方面，由于被侵略的国家大都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他们要自强图存，免遭殖民化，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进步，就必须向自己的敌人学习，即学习西方，引进西学，用西方文化批判、改革乃至取代本民族文化，就此而言，西化就类似或等同于向西方学习。

他认为，在中国要再造文明，首先要造成一种心理，这种心理就是要肯认错，要大彻大悟地承认我们自己百不如人，其次则要死心塌地的去学人家。他说：人类的官能心理大概相同，故遇着大同小异的境地时势，便会产生出大同小异的思想学派。

[23]吴宓《悼诗人王荫南烈士》，《泾阳文史资料》第六辑第11－12页。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他并不是个全盘西化者，也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他持的是评判的态度。而中国的西化思潮、马克思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由于生活于同一历史时代，面临着相同的传统的内容和具体的历史处境，因此，他们又有着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这才是东西文化真正的区别了。[3]这三种思潮在中国的最大区别是：文化保守主义者维护传统，西化派主张西化，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24]后来，他在《学衡》上发表了《论新文化运动》，对当时的新文化提出评审和辩正。

吴宓在中国文化的出路上认为中西文化应相互熔铸、贯通，鲜明地提出了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当自兼取中西文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西洋文化中，究以何者为上材，此当西洋古今博学名高者之定论为准，不当依据一二市侩流氓之说，偏浅卑俗之论，尽反成例，自我作古也，以为苟能不卷入一时之潮流，不妄采门户之见，多读西文佳书，旁征博览，精研深造，如于西洋之哲理文章等，洞明熟悉，以其上者为标准，则得各西方学问之真际。

……[2]至于马克思主义思潮，它是五四激进主义思潮的理论化，从五四运动后期逐渐成了现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和主流，它是由中国现代革命的客观逻辑决定的，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在此我不准备多谈。他用现代科学、史学、文学的观念和方法，使《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聊斋志异》、《儒林外史》、《镜花缘》等大批古典文学名著，经他之手而再生。

[22]这些方法归结起来就是十个字：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便为现代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作为方法论的思维模式，一时间整理国故成了一批知识分子迷狂的追求，这自然有利有弊。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1929年为《中国基督教年鉴》写的一篇题为《文化的冲突》的文章中，他反对变相保守的折衷论，有全盘西化（Wholesale Westernigation）的主张，但从他前后发表的有关文章看，他并没有把全盘西化作为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

另一方面，胡适之所以赞同全盘西化也有着策略上的意义，实际上是等着旧文化的惰力来历史地自然折衷，取法乎上为的是仅得其中。胡适认为，中西文化是大同小异的，并提出了有限的可能说。它们原来不过是进步程度不同。1919年胡适发表了《新思潮的意义》，文中提出了评新文化运动的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并具体论述其基本要求：（1）对于习俗相传下来的制度风俗，要问：这种制度现在还有存在的价值吗？（2）对于古代遗传下来的圣贤教训，要问：这句话在今日还是不错吗？（3）对于社会上糊涂公认的行为与信仰，都要问：大家公认的，就不会错了吗？人家这样做，我也该这样做吗？难道没有别样做法比这样更好，更有理，更有益吗？[19]正是有了这一态度，胡适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就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出发点和比较清醒、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对国故较为熟悉，他的主张也就比较能为人们所接受：在消极一方面是反对盲从，是反对调和。

在国外，三种主义——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是以三位一体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出现的，他们是在一个共同的观念框架中运作，试图从不同途径解决同一问题。徒知颂扬莫泊桑、托尔斯泰、易卜生为西方智慧之精华，却对希腊与基督教这两大西方文化传统茫无所知 [26]如果以这种态度吸收西方文化，犹如西晋清谈、南唐词曲，终不免导致亡国之祸。

他还认为：新旧乃对待之称，昨以为新,今日则旧。而前者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虽并无不断进化之理，然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

无论是比较中西文化之差异，还是说明新旧文化之关系，其目的都是为了对中国文化的出路作出选择。他认为在人类文化发展中，有变的部分，有不变的部分，天理、人情、物象根本内律不变、枝叶外形则常变，并以宗教道德为例说明。

[1]这种主义从西方传入中国后，在中国环境下，保守主义改头换面了，它主要是一种文化的保守主义，基本上不牵涉主要的社会政治现状。[15]胡适既然得出西方文明高于、优于中国文明的结论，作为西化派他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就逻辑地导向西方化。今天评价他们，应作如是观，我想应是较为妥当的。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凡文明都是人的心思智力运用自然界的质与力的作品;没有一种文明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何况历史、文学、艺术等人事之学，与物质科学不同，后者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

一面竭力尽力输入西洋学说，使其融合于固有文明之中。对此，西化派的结论是西方化，而不是东方化或中西文化的折衷调和。

道德之本为忠恕，所以教人以理制欲，正其言，端其行，俾面事各有轨辙，社会得以维持，此亦极美之事。吴宓的挚友，诗人王荫南烈士在给吴宓的一首长诗中有两句：吴生（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白璧德）穆（穆尔）传人文。